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唐代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吟咏的江山胜迹、羊公碑刻……印记了厚重的历史沧桑，积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化作唐诗宋词的文物墨迹与文人心声。

　　文章千古事，文物万载情。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启迪教育意义的遗迹和遗物，作为有形可见的物质存在，构建为人们津津乐道经久不息的话题对象——文物。不同的时代和境况，不同的表达和涵盖，文物亦然，但不外乎主要包含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文物称作为“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放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后者似乎更易被接受，也似乎更多倾向于贴切指代不可移动文物，正如人们熟悉的词汇“文物古迹”。

　　有道是文物鼎盛，其实意指一地一域一朝一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兴盛，是历史情景的有形见证和文化高度的典型标识，直观且真实。如此而言，以不可移动文物而论，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似乎当被重新认识，甚至堪当“刮目相看”。拥山揽岳、背山而立，派江吻海、向海而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独立的生活人文姿态，孕育富集了瑰丽多彩的文化遗产，成为福建“根”之所系，“魂”之所依，也成为八闽大地的历史标识和精神符号。数字足以证明福建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鼎盛的省份，文化多元、文明多样、文物多种。截至2022年12月，福建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3251处，位列全国第十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42处，县（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100余处。以文物实证历史评判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和以文物资源丰富为重要内涵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福建亦可圈可点。福建榜上有名的世界遗产5处，仅次于北京，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处。还有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更有众多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星罗棋布。

　　八闽文化，精粹物语。而今，通过对福建不可移动文物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让读者渐渐勾勒清晰的历史时光轮廓，带走丝丝留痕的文化标识印记。

　　《文物保护法》将不可移动文物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类。《八闽物语——福建不可移动文物精粹》一书不是一味地循规蹈矩，而是突出特色着眼福建实际，列出六个篇章分别介绍了福建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史迹、革命遗址等不同形式的不可移动文物。

20世纪80年代城村考古发掘现场（来源：大海峡图片库）

　　《八闽物语——福建不可移动文物精粹》开篇为古遗址篇，名曰“古迹怀远”，自有诗意。八闽大地，山高水长，江河溪涧遗留下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古遗址，有如旧石器时代的清流狐狸洞、三明万寿岩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奇和洞、壳丘头、昙石山、牛鼻山和黄瓜山等遗址，宋元以降的青釉、白釉、黑釉等瓷器窑址，明清时期的海防遗址与城墙遗址等，星罗棋布，不一而足，总计超过5110处，占全省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15%以上。

泉州洛阳桥（叶晓峰 摄）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泉州港最具代表性，这个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不愧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海丝之路也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暂且不论天下皆知的武夷山大红袍，只论建瓯的北苑贡茶，宋徽宗曾盛赞北苑贡茶“名冠天下”，蔡襄等众多名人的齐推共介，曾一度涌现出中国茶文化的高光时刻，北苑御焙遗址及茶事题刻就如此真实地确证了北苑贡茶的辉煌历史。平潭海坛海峡等水下遗址的调查与考古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保护增光添彩，更使福建在中国水下考古界鹤立鸡群。

　　《八闽物语——福建不可移动文物精粹》古墓葬篇“彼岸烟尘”，虽不见寒碜之惧，亦未有北芒垒垒，但墓葬出土的文物足以见证福建古代文明成就和历史价值，更可从中揭示古代闽人“视死如生”的生活习惯与精神信仰，如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牛鼻山文化和青铜时代黄土仑文化、白主段文化的墓葬就有鲜明特色；武夷山崖墓船形悬棺虽然还有些谜团未解，却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人们“山行水处”“习于用舟，便于水斗”的生活状况；汉城牛头山、蛇山、渡头和福州益凤山汉墓反映了闽越国贵族埋葬习俗的宏大气魄；五代十国闽国王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产自波斯，也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国家沿线国家，距今有一千多年了，它证实了从唐代起福州港贸易的兴盛。

华林寺大殿前廊（陈成才 摄）

　　风雨沧桑故旧成往事，囿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福建的古代建筑留存至今的并不多，因而倍显珍贵，如福州的华林寺大殿，创建于宋乾德二年（964年），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研究唐、宋间古建筑构造及其演变的珍贵实物资料。

　　在《八闽物语——福建不可移动文物精粹》中，作者以“矗立之美”艺术重现了福建的古建筑。因受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福建各地的建筑形态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蕴含着一定的关联性和共同性。福建古建筑中最具特色、最富代表性的无疑首推土楼，被称为“世界建筑之瑰宝”。土楼特指用夯土墙承重的以四周平衡布局居住且有突出防御功能的群体楼房住宅。土楼之外，还有土堡、庄寨、围垅屋等一系列的防御性民居建筑，凸显出明清时期福建山区的环境艰辛与治安严峻。同样出众的，还有福建的风雨廊桥，如寿宁的鸾峰桥、屏南的千乘桥、武夷山的余庆桥，后者形似《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优美可人。

宋元时期石窟造像浅浮雕（陈成才 摄）

　　石窟寺及石刻在我国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尽管总量不多比例不高，仅占全国三普登记文物总数的3.19%，福建亦然，全省石窟寺及石刻1624处，仅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4.9%，但保存较好，质量较高，占福建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8.3%。本书作者把福建的石窟寺及石刻形容为“刻在岩石上的福建史记”，恰如其分。福建有岩寺，多分布于岩洞、溶洞之中，最典型的莫若福州市永泰县的名山室。石刻文物则主要分布在福建沿海县市及名山大川，特别是唐宋以来社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福州、泉州、漳州、莆田等地区。

　　自1840年以来，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建（构）筑物及遗址，被定义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福建的近现代重要史迹主要分布在沿海一线的福州（5处）、泉州（4处）、厦门（3处）和漳州（3处）等地，而南平、三明和龙岩等内陆地区几乎没有，这与革命遗址在福建的分布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

古田会议旧址（张玉宝 摄）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对福建代表如此深情感叹。福建是著名的老区，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正如习近平同志又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三多”之一的红色资源以革命旧址最为显赫，福建西部尤其是龙岩、三明为典型区域的革命旧址最为丰富，也最引人瞩目。朱德曾经感慨“果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长汀，曾是赫赫有名的“红色小上海”，革命旧址像星光一样在这个美丽山城闪耀。1929年12月，毛泽东等人领导召开的古田会议锻铸人民军队军魂的古田会议会址；1930年1月，毛泽东在古田赖坊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旧址；1933年11月，毛泽东三到才溪调查研究，写作《才溪乡调查》旧址和光荣亭。一处处，一座座，无不在默默述说着光荣的福建革命斗争故事，承载着卓越的福建军民功勋印记。

　　革命文物无疑是福建最鲜明最耀眼的红色IP。2021年以来，福建公布了全省两批革命文物名录，共登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3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43033件（套），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全省形成了国家、省、县三级革命文物保护体系。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习近平同志其实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曾发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警句，“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习近平同志不仅高瞻远瞩地认识到文化文物的重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地进行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使命。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使命更显迫切且任重道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应当积极投身于文物保护利用的自觉行动和自愿行为中来，唯知来路，方明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