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大地，山高水长，人文与自然自古互动。遗址考古表明，福建历史与山水攸关，与海洋相连，与江南和中原文化相通，有地域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古遗址是福建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也是揭示福建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实证。

　　福建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登录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33251处，其中古遗址5110处（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15.36%，其中聚落址3334处），包括了洞穴遗址、聚落址、城址、窑址、矿冶、寺庙、书院、古驿道、桥梁、衙署、码头、水下沉船等类别，有些综合性遗址还包含了墓葬和生产工具制造场所。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以临近江河干流和主要支流沿岸以及山间盆地中凸起或周边丘陵山岗为主要分布规律，隐含着自然对人类文化的制约作用。多数遗址内涵单纯，少部分遗址跨越不同时代。西汉之后，人类的力量不断壮大，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各类地面建筑不断涌现，建筑遗址数量剧增，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并不罕见，但此类遗址所在地点往往与后代人类活动密集区域相重合，故常被埋没于现代城镇与村庄之下难以发现。

　　历史上，福建各地因应不同需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遗址，不同的遗址各有自己的特色。如沿海地带因防御需要有许多海防建筑遗址；城市不断发展，埋藏了城址和各种建筑基址；山区发展经济，出现了大量的制瓷窑址和采矿冶铸等手工业生产遗址；因居住、文化和宗教等活动，留下了寺院道观和书院学堂等遗址；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又留下了许多的水下沉船遗址。从各种各样的遗址内涵中，我们看到了福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三明万寿岩灵峰洞遗址（苏有宝 摄）

　　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共存。宁化老虎洞和清流狐狸洞人类牙齿化石，三明万寿岩动物化石、人类活动痕迹与遗物，都发现于洞穴遗址中。东山人化石和海峡人化石捞取于台湾海峡的波涛之下，原产地不明。三明万寿岩和永安黄衣垄遗址的发现，揭示了福建历史可上溯至20万年前。万寿岩船帆洞石铺居住地面呈现了距今3万年前人类的创造力，是极为罕见的旧石器时代遗迹，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将乐岩仔洞等遗址发现的以熊猫-剑齿象为主的南方哺乳动物群，为闽台旧石器时代生态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石器时代初期、中期甚至晚期，福建古人类中的一部分仍仰仗自然洞穴，如奇和洞遗址和南山遗址等，仍沿袭了居住洞穴的传统。但大部分古人从新石器中期开始，已经摆脱了过于依靠自然恩赐的传统，通过不断的抗争，最终走出了洞穴，走向更宽阔的天地，从而唤起了八闽大地人类文明的勃勃生机。

　　奇和洞遗址掀开了福建新石器时代的序幕，壳丘头、昙石山、牛鼻山和黄瓜山等遗址构建了福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和发展序列。壳丘头等沿海贝丘遗址，证明福建人自古就有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基因。福建古遗址与南岛语族的起源证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福建土著文化开始与江南崧泽、良渚等文化产生交流。新石器时代人类仍离不开自然食物的赐予，但闽侯昙石山、白头山和明溪南山等遗址浮选发现的炭化水稻谷粒，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福建已经有了原始种业，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改造自然为我所用。

　　光泽馒头山遗址发现多组规则的柱子洞构成的房屋遗迹，是福建早期聚落居住形态的生动写照。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遗址群存在众多的动物骨骼和牙齿，反映了已出现了家猪、家狗的畜养业，人们的生计方式又产生了飞跃的进步。各类精致的陶器以及利用自然材料制作出的石器、贝器、角器和骨器，都呈现了福建新石器时代人们生产技术进步的成果，我们从中看到了古人稳定前行的步伐。连城草营山遗址出土的5000年前精细透亮的水晶环，昙石山和黄瓜山的彩陶都让我们对古人的审美意识和工艺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福建青铜时代的历史可用“四面八方”来形容。古遗址遍布于福建各地但各县市数量不等，从数处至数百处不等，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离不开江河溪涧，但大型聚落遗址仍然罕见。这时期人类的创造力已十分强劲，不可小觑。闽江上下游地区夏商时代印纹硬陶的烧制达到了全国的顶尖水平，有学者认为福建闽江流域是中国生产几何形印纹硬陶的中心。

　　猫耳山窑址发现了国内迄今时代最早的龙窑，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的出现，将原始青瓷器生产的历史提前到接近3800年，两者都是福建陶瓷窑业技术领先于国内的标志。黄土仑文化、白主段文化和浮滨文化（虎林山类型）等三种文化遗址分别铺陈于闽江下游、闽江上游和闽南地区，呈三足鼎立式构成了福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格局。庵山遗址陶范的发现，确认了商代福建人已能自主铸造青铜器；虎林山类型和黄土仑文化陶器常见刻画符号，反映出古人已具有记录事物或事件的追求，这是思维上的巨大进步；虎林山类型墓葬中出现的二层台、腰坑及璋、训等文物，与中原始现“闽”“七闽”等文献记载相呼应，显示中原文化已经深入八闽腹地，土著人开始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中。漳州虎林山、晋江庵山和建瓯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让人们隐约看到了福建文明的曙光。春秋战国时期遗址数量骤然下降，考古人迄今难以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福建究竟发生了什么。

　　秦末时无诸率闽中子弟北上佐汉灭秦、助汉击楚，意味着闽越的兴起，闽越国时期是福建历史上呈现的第一个高潮。崇阳溪畔的城村、闽江岸边的治山出现了两座西汉城址，均距今2000余年。武夷山城村面积48万平方米的城址、周长2896米的夯土城墙、庞大宫殿建筑留下的大型夯土台基，出土的大量铁器、陶器及建筑材料，再现了闽越国的辉煌，让人印象深刻。武夷山汉城与福州冶城遗址发现戳印的文字和瓦当纹饰，反映了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冶城发现的T形铁锚和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标志着航海时代的到来和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庄边山遗址还发现了楚式墓葬，是秦汉时期楚文化进入福建的重要线索。

　　汉末六朝，中原板荡，士族开始南迁闽中大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了福建社会的发展。建安郡和闽中多个县的建制，加强了中央政权与福建地方的联系。政和石屯六朝青瓷窑址的产品，是江南文化影响福建的一个例子，也由此看出闽北陶瓷器的生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唐五代时期，建州、福州、泉州、漳州和汀州的陆续建置，大规模的城址不断建造。泉州龙头山遗址考古初步揭示了唐五代泉州城址的面貌。福州屏山地铁工地考古发现的六朝到唐代水井、金斗桥城墙和北大路夹城遗址等，为福州唐五代城市格局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武夷山分水关、光泽杉关和浦城柘岭关及仙霞关的开通，福建与内陆地区的联系得到极大加强。温麻船屯和甘棠港的名称出现，意味着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步伐正在加快。将口窑、庵尾山窑和淮安窑等晚唐五代窑址的出现，预示着后期福建窑业高潮的到来。但总体看，六朝隋唐历史时期遗址考古方面还有待继续开发。

　　宋元时期，随南宋政权迁都临安，福建社会经济蓬勃发展，达到历史顶峰。考古发现和发掘的窑址遍布各县市，青釉、青白釉、黑釉等瓷器异彩纷呈，以建窑系为代表的黑釉瓷名满天下。福建各地窑址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许多窑场生产的产品走出国门，销往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建窑系黑釉兔毫盏和金彩盏文物深受海外市场的欢迎，陶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和水下沉船遗址发现的主要文物。窑址考古几乎占据了福建宋元遗址考古的大部分，土与火的艺术彰显了福建作为陶瓷大省的名副其实的地位和本土特色。泉州后渚港发现的宋代沉船文物，连接起了福建与西亚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纽带，让人领略了海上丝绸之路上闽地海船的风采，同时也感受到开拓海外市场的航海风险。泉州南外宗正司、府后山、德济门和安溪内坑冶铁遗址等考古发掘材料，为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莆田林泉院、福清少林院等寺院考古，引来了相当一段时期关于南少林历史的学术争论。五夫屏山书院遗址的勘探，有益于对朱子文化和古代书院文化的研究。唐宋元明的矿冶遗址，是福建古代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实证，周宁宝丰银矿遗址对于研究福建社会经济史具有重要价值。

　　明清时期，海防遗址数量较多，但考古工作缺乏，基本面貌仍然不清。受困于城市建设，城址考古也很贫乏。长汀朝天门城墙遗址的考古，揭示了汀州城墙宋、明、清三代的修造过程。德化甲杯山、漳州东溪窑和南胜窑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为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不少材料。甲杯山窑址考古发现了极为精美的“猪油白”瓷片，显示了明代德化白瓷的最高水平。水下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收获颇多，已发现百余处水下沉船遗址（含宋元时期），其中平潭海坛海峡水下遗址的考古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以景德镇窑青花瓷为主的沉船文物重现天下，让世人瞩目。水下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谱写了福建考古新的篇章，使福建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源地和最重要区域之一，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增光添彩。